在亚利桑那州那片被烈日炙烤的赭黄色荒漠深处，一块被称为扎布里斯基角的地质奇观静静矗立。半个多世纪前，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将镜头对准这里，拍摄了一部与这片土地同名的电影。如今，当岁月的风沙掠过这片同样侵蚀着记忆的荒原，这部曾经饱受争议的作品，正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复活，引发着新一轮的审视与思考。
1970年，《扎布里斯基角》在美国上映，此时正值美国社会最为动荡的时期。越南战争的泥潭、民权运动的浪潮、肯特大学枪击案的余波，以及弥漫在整个年轻一代中的理想主义与愤怒迷惘，共同构成了一幅撕裂的社会图景。安东尼奥尼，这位以《奇遇》、《夜》、《蚀》等作品奠定现代主义电影大师地位的欧洲导演，带着他冷峻而诗意的目光，试图捕捉这片土地上游离的灵魂。
影片讲述了一个近乎寓言的故事：一名因卷入校园骚乱而被追捕的年轻大学生马克，与一名因厌倦商业社会虚伪而试图寻找自我的年轻女性达莉亚，在沙漠中偶然相遇。他们来自不同的世界，却共同分享着对现有秩序的疏离感。马克在一次冲动中劫持了一架小型飞机，飞向了这片广袤的荒漠，与驾驶越野车前来寻找一块神秘土地的达莉亚汇合。在扎布里斯基角那些宛如外星地貌的褶皱与峡谷间，两个孤独的灵魂进行了短暂而纯粹的交流。然而，这场乌托邦式的逃离最终以悲剧告终——马克在返回洛杉矶后被警方击毙，达莉亚则独自驾车，继续着她的旅程。
初看之下，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亡命鸳鸯”故事，但安东尼奥尼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他真正的主角，或许是那个时代美国本身的矛盾与焦虑。影片中穿插着大量看似与主线无关的片段：广告公司的头脑风暴会议，充斥着空洞术语和物化女性的创意讨论；中产阶级聚会上虚伪的社交辞令；激进学生团体内部混乱而激烈的争辩；以及无处不在的商业广告牌和媒体噪音。这些场景共同拼贴出一幅消费主义与异化劳动正在吞噬个体生命力的图景。安东尼奥尼以其标志性的长镜头和精妙的构图，将人物的精神状态与物质环境紧密相连，城市是冰冷、疏离、被规训的空间，而沙漠则成为了自由、本真与可能性的象征。
影片最为人称道，也最为人诟病的，是其在扎布里斯基角核心段落中那段超现实的性爱场景。没有赤裸的身体，取而代之的是镜头在荒漠的沙石、岩缝间缓慢游移，配合着极简主义的、带有迷幻色彩的音乐，营造出一种纯粹的、近乎形而上的感官体验。这并非生理的媾和，而是两个生命体与原始自然的一场精神融合。与之形成尖锐对比的，是影片结尾那场惊世骇俗的爆炸——达莉亚与马克的朋友们，在一座购自激进分子的郊区别墅里，用炸药将其摧毁，镜头以慢动作多角度地捕捉了房子、家具、钢琴在爆炸中化为碎片的瞬间。这被解读为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最彻底的否定，一次象征性的革命。
然而，当年的美国观众和评论界并未准备好接受这样一部电影。《扎布里斯基角》上映后遭遇了票房和评论的双重滑铁卢。许多评论家认为安东尼奥尼作为一个欧洲人，根本无法理解美国的现实，影片对激进学生的描绘流于表面，对社会的批判隔靴搔痒。普通观众则对其缓慢的节奏、松散的情节和模糊的寓意感到困惑甚至愤怒。这部电影似乎成了一个尴尬的闯入者，它的预言太过刺耳，它的形式太过前卫。
时过境迁，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扎布里斯基角》的价值正在被重新评估。当我们身处一个被社交媒体、算法推荐和24小时新闻循环所包裹的时代，影片中对媒体操纵和商业符号的批判显得惊人的先知先觉。广告公司里那些将革命口号商品化的桥段，仿佛是当下“觉醒资本主义”营销策略的预演。而片中人物所体验的那种深刻的疏离感，在当今高度连接却又无比孤独的数字社会中，引发了更广泛的共鸣。
更重要的是，影片中关于“逃离”的母题，在当代年轻人中找到了新的知音。“躺平文化”、“归隐田园”、“数字游民”这些新兴的生活方式的背后，或多或少都蕴含着对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质疑和对另一种生活可能性的探寻。马克和达莉亚驾车驶向荒漠的姿态，与今天一些人选择离开大都市，去往乡村或荒野的行为，在精神内核上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他们并非一定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更多是出于一种内在的、对生命本真状态的渴求。
当然，重新审视《扎布里斯基角》，并非要全盘接受其所有的观点。影片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例如它对女性角色的塑造仍带有当时男性凝视的痕迹，其对革命的理解也带有某种浪漫化的天真。但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捕捉到了一种时代精神中难以言说的情绪——那种在丰裕物质生活中感到的精神贫瘠，那种在看似无限选择面前感受到的个体无力，以及那种对纯粹、真实连接近乎绝望的寻求。
扎布里斯基角那片荒漠，在电影中既是现实的物理存在，也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它象征着起点与终点，象征着文明之外的空白，也象征着一切规则失效后，生命可能呈现的原始样貌。安东尼奥尼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呈现了问题，以及一次失败的逃离。然而，正是这种未完成性，使得《扎布里斯基角》得以穿越时间，持续地向每一个感到“不适”的世代发出邀请，去思考一个永恒的问题：在一个异化的世界里，我们如何能够真实地活着？这个问题，在今天，比在1970年，或许显得更加紧迫和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