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多年的中国古装战争片市场，因一部耗资1.2亿打造的史诗巨制《战国》的登场，再度泛起涟漪。这部由金琛执导，云集了孙红雷、景甜、金喜善、吴镇宇、中井贵一等中外明星的影片，以其对“田忌赛马”、“围魏救赵”等经典典故的视觉化呈现，试图为观众揭开战国时代谋略与征伐的壮阔画卷。然而，影片自上映之初，便置身于赞誉与争议交织的漩涡中心，其引发的讨论早已超越了电影本身，触及了关于历史改编、明星效用、资本逻辑与电影艺术本体价值的深层思考。
影片将叙事焦点对准了战国中期孙膑与庞涓的恩怨纠葛，以及他们与齐国君王、将领田忌之间的复杂关系。与以往同类题材作品不同，《战国》选择以更宏大的战争场面和更细腻的人物心理刻画作为双核驱动。制作方不惜重金，在河北易县等地搭建了规模庞大的外景地，试图还原冷兵器时代战争的原始与残酷。万箭齐发的视觉奇观，血肉横飞的近身搏杀，确实在感官层面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孙红雷饰演的孙膑，摒弃了传统智谋型角色“羽扇纶巾”的定型化表演，着力展现其从单纯军事天才到历经背叛、磨难后心智成熟的转变过程，其癫狂与悲怆并存的演绎，成为影片中最具讨论度的表演片段。
然而，正是这种大胆的诠释，引发了第一重争议：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边界何在？部分历史学者与影评人指出，影片为了强化戏剧冲突，对史书记载的人物关系与事件顺序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编，例如孙膑与庞涓之间情感羁绊的深化，以及某些关键战役的发动缘由被简化或戏剧化处理。支持者则认为，电影作为艺术创作，有权在尊重历史精神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想象，其目的在于传递那个时代的权谋、道义与人性挣扎，而非亦步亦趋地复刻史书。
更大的舆论风波，则围绕着影片的选角与明星片酬展开。韩国影星金喜善的加盟，以及当时尚属新人的景甜担纲重要角色，使得影片自宣传期便话题不断。尤其是围绕女主角戏份比重、表演水准及其背后资源的讨论，一度在舆论场中甚嚣尘上，甚至模糊了对于影片整体质量的客观评判。据当时媒体报道，影片总投资中的相当一部分流向了几位顶级明星的天价片酬，其中孙红雷的片酬据传高达1200万元，这在当时的内地市场堪称天价。这一现象引发了业界对于电影制作成本结构的广泛忧虑——当明星片酬挤压了剧本打磨、后期制作等环节的投入时，电影本身的艺术质量是否会成为牺牲品？《战国》因此被不少观察者视为研究中国电影产业“明星中心制”与资本狂热的一个典型样本。
市场的反响是检验作品成色的试金石。《战国》在上映首周凭借强大的宣传攻势和明星号召力，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口碑呈现两极分化趋势。一部分观众为其震撼的视听效果和演员的突破性表演买单，认为它提供了不同于以往古装片的观赏体验；另一部分观众则批评其叙事节奏失衡，部分情节逻辑牵强，人物动机不够充分，导致观影过程中的代入感时断时续。最终，其票房收入据估算未能达到制作方的预期理想目标，这一结果被市场分析人士解读为，在电影产业高速发展的阶段，仅靠明星堆砌和大场面已不足以完全说服日益成熟的观众。
回顾《战国》的诞生与它所处的时代，2011年前后的中国电影市场，正处于商业大片模式初步成熟、资本大量涌入、观影需求急剧扩张的特定阶段。《战国》的雄心、尝试及其遭遇的困境，都深深烙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它是一次电影工业在技术层面向上攀登的努力，也是对历史题材商业化路径的一次大胆探索。它的成功之处在于，以其规模和话题性，再次证明了古装史诗类型片在中国市场的潜在号召力；而其争议与未达预期的市场表现，则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当时中国电影在平衡艺术追求、历史叙事与商业诉求时所面临的普遍性难题。
时至今日，当我们重新审视《战国》，它已不仅仅是一部电影作品，更是一个值得深入剖析的行业现象。它提醒着创作者，古装巨制的打造，不仅需要资金和技术的硬实力，更需要扎实的剧本根基、对历史的敬畏之心以及精准的艺术表达。它也启示着投资者，健康的电影生态，需要建立更加理性的评估体系，让价值回归作品本身。《战国》的得失，为中国电影后续的发展，特别是《长城》、《妖猫传》等更大规模古装制作的问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参照。它的故事，是关于一个时代电影梦想、市场冲动与艺术规律相互碰撞的复杂叙事，其意义，或许早已超越了银幕之上的刀光剑影与爱恨情仇。